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区域工业化、市场化道路,成为全国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省份之一。全省各级地方政府在每个发展阶段,都将再创体制机制优势作为深化改革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同区域市场体系发育形成良性互动,有效促进了区域市场体系的健康发展,确立起浙江改革发展的先发优势。
浙江从资源小省发展成为经济大省,靠的是灵活的市场机制,政府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这是对浙江市场化进程中“有效政府”角色定位的最好写照。
浙江“有效政府”的演进轨迹
改革开放40年来,浙江政府角色及行为模式经历了一个持续不断的变革历程,呈现出鲜明的“顺势而为”的演化轨迹。
▲ 市场体系发轫期(1978—199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为表现为默许与放任
改革开放之初,浙江地方政府以默许、无为、放任的行为策略,最有效地释放出了区域工商文化传统的活力,为市场主体的培育提供了最为宽松的社会环境,有效地发挥了政府培育、孵化市场主体的功能。
▲ 市场体系扩展期(1993—200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为表现为扶持与引导
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改革目标,浙江地方政府全面推广地方性的市场经济发展经验,促进区域市场体系由此进入迅速扩展阶段。从省委、省政府出台促进个私经济发展的“四个不限”“四个有”的政策规定,到市县层面“放心、放手、放开、放胆”之类的政策实施导向,地方政府对私营经济公开、大胆地提供最有利的政策支持。同时,浙江以最快速度完成乡镇集体经济和国有小企业的市场化改革。
义乌第四代市场——篁园市场
市县政府借鉴温台、义乌等地经验,积极推进各种专业市场的建设,形成了专业市场在全省遍地开花之势,以市场化、民营化为特色的“温州模式”由此演变、扩展为全域化的“浙江现象”。
▲ 市场体系规范期(2003—2012年)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为表现为校正与服务
世纪之交的浙江进入市场体系升级的关键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主政浙江、制定和实施“八八战略”为标志,浙江进入了通过更好地发挥政府的积极作用,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实现经济社会模式全面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从区域发展的战略布局高度,将推动浙江模式的全面转型升级确立为改革发展的主线,进而以“活力浙江”“绿色浙江”“平安浙江”“文化大省”“法治浙江”等战略部署,来充分发挥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引导作用,把政府职能切实转换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上来,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
杭州互联网法院
服务型政府成为政府角色转型的基本目标定位。各级地方政府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率先初步建立覆盖全省城乡的社会保障网络体系,政府的公共服务功能得到明显增强。全面深化政府自身改革,通过精简政府机构,推进乡镇“撤扩并”改革,实施第三轮强县扩权改革等,有效地降低了行政成本;全面推广行政服务中心模式,通过改造行政流程,提高行政管理效率;全面实施“信用浙江”和“法治浙江”建设,努力规范政府行为,健全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体系,全省普遍建立旨在规范政府的事权、财权、人事权的行政服务中心、招投标中心、会计核算中心、经济发展环境投诉中心,市场经济运作的外部环境得以进一步优化。
▲ 市场体系完善期(2013年至今)
浙江“有效政府”角色及行为表现为规范与治理
浙江坚定不移沿着“八八战略”指引的路子走下去,以政府自身改革为突破口,在全国率先全面推进“四张清单一张网”“最多跑一次”改革,成为审批事项最少、管理效率最高、服务质量最优的省份之一,把政府管理模式改革推向了新的高度。
特别是从2016年12月开始,浙江紧紧围绕让老百姓和企业有更多获得感,用老百姓“去政府办事方便不方便”来确立政府自身改革的价值取向,实施“最多跑一次”改革。2017年,省级“最多跑一次”事项达到665项,设区市本级平均达到755项,县(市、区)平均达到656项,全省“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到87.9%,办事群众满意率达到94.7%。
嵊泗县“最多跑一次”办事窗口
以“最多跑一次”改革撬动各领域改革,浙江形成层层倒逼、层层递进的自我强化机制,全面深化政府职能转变、行政流程变革以及大部门体制改革,形成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完整路线图。
浙江“有效政府”的内生演进逻辑
作为一种比较典型的内源式发展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演变过程比较清晰地呈现出了市场体系发育、社会组织成长与政府角色调适的互动逻辑。
▲ 政府与市场体系的互动
有意识地收敛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行政干预。这种行政干预最小化的开明政府,为区域市场经济的发轫,特别是民间市场主体的成长,提供了特定制度和意识形态条件下最为有利的发育环境,形成了浙江独特的“大众化创业”和民有、民营、民享的“老百姓经济”发展格局。创业大军,继而缓解了地方政府直接组织经济建设的压力,这在相当程度上抑制了地方政府强势介入经济过程的冲动。
浙江区域经济发展对体制外经济增长的高度依赖,赋予了各级政府对市场主体和民众所表达的制度创新需求特有的敏感性。地方政府在“藏富于民”、最大限度抑制对民间财富的过度汲取的同时,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制度创新中的“第一行动集团”的作用,努力将民间力量冲破旧体制的实践经验转化为区域性制度安排,进一步巩固了浙江在市场经济发展上的体制机制优势。
▲ 政府与社会组织的互动
以民间商会、行业协会为代表的社会自治组织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功能,及其在制定行业规划、沟通政府与企业、参与公益性社会活动、提供替代性公共服务等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有效地承接了政府转移出来的相关社会管理和服务职能。
各种社会自治组织在表达利益诉求、维护组织成员的合法权益、参与地方公共政策过程等方面的积极作为,也为规范政府行为,限制政府对微观领域的干预,提高政府行为的公正性等,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
▲ 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管理创新
上虞便民服务中心
新世纪以来浙江政府角色调适和政府管理体制机制的创新,广泛发生在市县各个层面,涌现出了温岭“民主恳谈”实践、上虞便民服务中心、义乌市总工会社会化维权模式、武义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杭州市机关“满意单位不满意单位”评选等成功的政府创新典型。
持续深化的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运行机制创新,有效地缓解了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而且通过完善公平规范的市场竞争机制,巩固了浙江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务环境优势,促进了市场体系的扩展和市场的转型升级。
浙江的政府角色转型和政府管理模式创新,并没有统一的规划和理性化的整体设计,而是一种“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性过程。然而正是这种适应性的调整、创新,决定了政府角色的转型遵循了“顺势而为”的逻辑。
推进浙江区域治理体系现代化走在前列
浙江改革开放40年来市场发育、社会成长、政府转型的良性互动关系,既发挥了市场和社会在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创新中的重要作用,使浙江始终保持了充沛的发展活力,同时又发挥了政府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重要作用。
浙江要继续发挥先行示范作用:
一方面,要推进“最多跑一次”改革从行政流程创新向政府组织结构创新延伸,深化政府自身改革,促进地方政府治理水平的整体提升。
另一方面,要根据浙江在法治建设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实践经验优势,积极推进区域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浙江在全国率先实施了“法治浙江”这一区域治理法治化的重大战略,建立起了一整套促进政府管理和基层民主良性互动的机制。浙江应当不失时机地全面加强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建设,努力在区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上继续走在前列。
来源: 《今日浙江》杂志 | 作者:何显明 | 责编:鲍宁 审核:张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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