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2004年，出版过一本《尹鸿自选集》 《尹鸿自选集： 媒介图景·中国影像》，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故将本书命名为《尹鸿自选新集》，收录2004年之后自以为还有一些价值和意义的影像文化方面的研究和评论。 从研究生时代开始，笔耕已经35年。论文和评论总数已经各超过300篇，著作也有近10部，编著10多部，译著3部，教材和通俗读物3部。不久前，几位朋友发来一条祝贺信息，“学术志”做了一个《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2006—2018）》，在艺术学大门类，近12年，我的发文量是134篇、被引频次1778次，以比较明显的数据优势，排在榜单首位。当时着实惊喜了一下。虽然自己知道，真正的学术成就不是完全能够靠数据来证明的，但至少说明这些年自己在写作上是勤奋的，研究和关注的课题也是比较聚焦的。 除了早期的《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中国二十世纪文学》（云南人民出版社）、《悲剧意识与悲剧艺术》（安徽教育出版社）偏重于美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以外，这些年自己的研究和评论主要集中在五个领域： 第一，中国电影产业以及与好莱坞电影的比较研究。我从2002年开始撰写中国学者的第一篇“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年度报告”，近20年从未间断。这些文章和我大量关于中国电影发展过程的演讲、评论、采访、对话，对中国电影行业方方面面产生过一定影响，参与了中国电影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也为我自己搭建了学者、行业、政府管理、媒介之间沟通的桥梁。这些研究也常常具有某些智库研究的特点。这方面研究，不久前出版了专著《通变之途： 新世纪以来的中国电影产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本文集基本没有再收录。 第二，中国影视发展的历史和现状。先后恰逢中国电影100周年、新中国电影70周年，中国电视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纪念节点，我写的这些文章主要想借助影视与时代的关系，分析影视与时代的互动，分析其历史的贡献和局限性，也算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提供一种历史框架和历史态度。 第三，电视研究。我先后写过一些有一定影响的电视行业改革、电视剧发展、电视节目形态方面的文章，批评过对“制播分离”的误解和探讨过“一台两制”的设想，特别是电视剧和电视节目真人秀的研究，当时有一些创新性。但电视发展很快，黄金时代来得快去得也快，使得这些文章的时效性比较明显，所以文集中收录也不多。 第四，传媒与传播。我到清华大学已经22年，应该说也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科的主要创建者之一，连续担任了10多年学院领导班子成员和主要负责人，这期间为清华大学出版社主编了新闻与传播英文原版经典教材和翻译教材两套丛书，还有文化与传媒产业丛书，等等，在影视传播、新媒体传播方面也做过一些研究，本书收入了少量相关文章，代表这方面自己所做过的一些研究。 第五，文化产业。影视与传媒原本就是文化产业的一部分。自己承担了国家社科文化产业学科研究的重大项目，也在文化产业方面做过一些有限的工作。文集编选时，适当收入了几篇文章。 本次选集的文章主要就集中在2005—2018年的作品。编选原则有三： 第一，引用多、影响大、关注度高的文章。如新主流电影、高概念电影、文化产业学科建设、电影强国、电影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等等；第二，自认为有一定学术价值、学术贡献的文章，如好莱坞电影在中国等；第三，内容比较宏观，能够反映我自己的历史视野、学术立场、价值判断和整体认知的文章，比如对中国电影、电视剧历史的总结，对改革开放40年中国影视文化发展的认知。这些文章大致能够反映我从事研究和批评的视野、方法、立场和思想。此外，文集中还包含几篇与个人经历和情感有关系的随笔、回忆录、札记，记录自己所经历和体验的人和事。人们常说，文如其人，所以也不妨以文观人，也许会有另一种视角。 文集中收录了对当前影视和传媒发展现状、代表性作品的评论。这些文章大多发表于《人民日报》《光明日版》《中国电影报》《北京青年报》《文艺报》等媒体，也有几篇最早刊载于我的个人博客“我说话 话说我”。在教授中，我可能是较早借助新媒体、自媒体平台进行影视评论的“传统学者”，许多文章在公号上、在博客上、在微博上都创造了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点击阅读，我自己的实名微博也有了350多万粉丝，据说可以算得上是所谓的“大V”了。一方面，借助新媒体，我希望自己的观点、思想、知识能够产生更大的传播影响，另一方面，我也通过这种“参与式观察”，了解互联网新媒体的传播规律，让自己成为实验者、实践者。 文集中最前面的两个访谈，其实都是借机向读者说说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心路历程和为学为师之道。不同的人会为不同的目标、用不同的方式去著述、教书、为人。就我自己而言，我重视那些“无用之用”的知识和思想的积累，但我自己更愿意做一些“有用之用”的工作，让“无用”的价值观去支撑、引导自己做“有用”的研究。目的其实就是一个，希望中国的影视文化能够更有现代文明精神，更有时代穿透力，更有观众影响力。归根结底，就是希望我们的文化生态更加有利于人们过上自由、平等和快乐、友爱的生活。离开了这个终极目标，人生无趣味、文化无意义。所以，我常常说，我是一个建设性的批评者，也是一个批评性的建设者，长处和局限大抵也都与这样的定位相关。 2020年12月北京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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